1935年2月10日，周总理在川南游击纵队讲话，布置了三个三项任务：

第一，打游击，牵制敌人第二，安置保护伤病员第三，建立根据地

周总理说完这些后，对100多名老红军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暂时分开，将来是会见面的。”

就这么，刚刚建立的川南游击纵队，用那不厚实的肩膀，担任保“帅”之“车”的重任，吸引敌人主力，使我军可以顺利二渡赤水。

川南游击纵队太过悲壮，两任领导人血洒战场，两度几乎全军覆没，仅剩下十几个人，但他们没有撤退，而是坚守命令，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。

接下来，从川南游击纵队的三任领导人，看这支12年没有收到撤退令的红军，他们如何坚守初心、前赴后继、敢于担当。

徐策是川南游击纵队的首任领导人，他的首要任务，是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，奔赴川南，迷惑敌人。

那时，川南游击纵队只有400多人，徐策率领队伍，拿下了川南六镇，不过敌军仍然不为所动。随即，川南游击纵队打下了最重要的一战，拿下了筠连县。

筠连县是出川入滇的重要门户，又靠近宜宾。川南游击纵队拿下后，震动了宜宾的敌人，敌人误以为我军要从川南突围，调来十万大军“围剿”。

川南游击纵队吸引了三省军阀的主力顽军，出色地完成了周总理交代的第一个任务。

四渡赤水之役，我军布下了4支疑兵，后来一支被打散，另外两支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，合编了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”。

然而，在如此艰苦环境作战之下，王逸涛因为妻子被捕，他带领一支大队下山投降，当了叛徒。

他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，他的叛变，不仅使我军损失一员猛将，他还当起了顽军的“急先锋”，屡屡给我军造成重创。

1935年7月，徐策在长官司误中埋伏，百余名红军骨干战士牺牲，他身受重伤，突出重围后，在罗布坳牺牲。

徐策牺牲之后，余泽鸿接到川南游击纵队的重任。在这样的情势之下，川南游击纵队无法完成周总理交代的第二个任务。

而第三个任务，余泽鸿率领纵队，在川滇黔三界的交界处，拿下20多个县，打开40多个城镇，逐渐建立根据地。

可是，有王逸涛这个叛徒在，纵队始终面临危险。他不仅写信“劝降”余泽鸿，还说出余家的下落，企图摧毁余泽鸿的意志。

除此之外，敌人还想瓦解我军将士，在各村各户的墙上，贴上“余泽鸿送死，赶快投降才有出路”的标语。

余泽鸿没有被敌人的伎俩打败，即使他的家遭遇搜抄4次，4位家人遭受牢狱之苦，十多人被敌人关押。

余泽鸿的舅舅潘国良遭受不住敌人的恐吓，出卖了我军战士余绍江。余泽鸿立即命人抓来潘国良，军法处置。潘国良想以亲戚关系求情，余泽鸿怒怼道：“凡是背叛的，爹娘老子都不饶。”

他与徐策都知道，担此重任，只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面对顽军的“会剿”，余泽鸿率领队伍，从黔北一路转战至川南。由于我军战士被俘，主动坦白出纵队的作战计划，在1935年12月15日，余泽鸿身陷重围，血染战场，壮烈牺牲。

其余将士，经过十多天的激战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仅有17个人突破敌军的“会剿”，撤退到贵州。

他们经过谈论分析，决定成立前委，由参谋长刘复初领导。之后，陆陆续续有200多人找到组织。恰在这时，红二、六军团将到贵州，刘复初毫不犹豫就接下了牵制敌军的任务。

待得红二、六军团撤离贵州，川南游击纵队的战士增至300多人。在刘复初的宣传下，川军兵、黔军兵，还有绿林武装，纷纷加入红军，队伍再度壮大。

可是，因为某种原因，川南游击纵队与中央红军的联系，始终没有建立起来，他们在川滇黔边区一直都是孤军奋战，且在当地地主的破坏下，一直未能建立根据地。

1936年冬，顽军再次“围剿”，采取层层包围、跟踪追击、堵截袭击的办法，使川南游击纵队处于被动的局面。

面对这般困境，各大队提出前往川南，刘复初此时发高烧，认为敌人在川南布置重兵，建议避其锋芒，撤进深山，保存力量。

可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，从而川南游击纵队，重蹈1935年冬的结局，全军几乎覆灭，仅剩下20多人上了大雪山。刘复初行动困难，被俘，关在泸州监狱。

那20多名战士，有的选择坚守作战，有的前往延安汇报。周总理也一直未忘记他们，邓颖超听完汇报后，沉默良久，说：“这是长征的代价啊...”

1937年11月，周总理经过谈判，我军大部分被囚将士被释放，刘复初被接到武汉。两个月后，刘复初接到命令，重返川南，了解纵队情况。

刘复初刚到川南，王逸涛就向敌军告密，敌军派出杀手，刘复初危在旦夕。随即，组织上取消刘复的原先计划，命他立即前往延安。

川南游击纵队接到了组织的指示，支援抗日，保卫后方。他们一直在坚持着，然而顽军以为是刘复初指挥纵队，所以在1947年，登报“围剿刘复初”。

到了1950年，我军解放了川滇黔边区，川南游击纵队协助解放军，肃清顽军的残余部队。

从1935年到1950年，整整15年的时间，有无数的川南、黔北、滇北的将士前赴后继，始终奋勇前进。

正如周总理所言，我们暂时分开，将来是会见面的。